学术与联结——北京篇

我第一次去北京，对它的感情就已经极其复杂。

头两天，我觉得这里和深圳没什么区别，当晚我对同行的人说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城市可以平庸地如此傲慢。“站在北大西门的时候，这种他乡非异乡的感觉强烈得无以复加，差点让我拂袖而去。”然而到我离开的时候，它已经带给我太多的惆怅和困惑：“它的外观和深圳如此相像，它的内核我又没有碰触到；它留着我太多的朋友，比广州还多，我在这片困顿的土地上最想见的人几乎都在那里，我不可能感到陌生。”

北京让我困惑的还有一点：以它的文化中心地位，它带给我的冲击，应该首先是学术上的，然而，这十二年我去了七次，它带给我情感上的冲击，远远大于学术上的。

2012年我来北京某个大学试讲，顺便去给周濂老师捧了一次场，也被人带去过李猛的课堂上。2018年我见到提出“中国新左翼”概念的陈冠中老师，这是中国“左翼自由主义”的另一个观念来源。2019年我又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见到大陆两位最有原创性的自由主义学者，秦晖老师和吴强兄，彼时他们分歧已经极其明显。麦克道维尔（John McDowell）的高徒唐浩老师，也在清华，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他用英文讲维特根斯坦，感到前所未有地清晰爽朗，后来他也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，我们约了两次，时间都凑不上。

我在这次旅途开始之前并没有抱太大期望，主要是这十年，在北京的朋友已经四散天涯，甚至已经“润”了。2012年接待我的两位朋友，一位去了英国，一位回了成都。2016年见到的巫怀宇兄，前几年就移民了。2019年我住在一对夫妇家，没多久他们就去美国和自己的子女相聚了。秦晖老师的一位博士生，与我相识多年，后来也去了福建任教。

这里面最让我难过的，当然是2014年大猫的辞世。

这一次我把酒店订在了北三环，刚好在安华西里的北边，正对着木偶剧院。以前大猫家就在安华西里，我2011和2012两次都借住在那里。28号那天没有约什么朋友，我中午就逛到了附近，找到一家饺子店，虽然不太能确定是我们2012年一起吃过的那家。那时我一个月只有一千元出头的补助，要在北京呆两三周，只能极尽节省。北京的饺子是按斤两算，一顿平摊下来，我和大猫一人也就十一块左右。这次我要了四两的猪肉大葱馅的，三十二块。

在2012年之前，我和大猫算不上有特别深的交情，我和他熟起来是因为小新。小新是我在人人网时代最欣赏的一位作者，对政治哲学颇有涉猎，可惜怀才不遇。此前小新也一直借住在他家，我第一次去北京，很大部份原因是为了见见这位神交已久的人物，刚好大猫慷慨地提出家里的沙发还可再睡一人，我欣然答谢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我觉得相比追求枯燥论证的政治哲学家，小新应该更像苏秦张仪和诸葛亮这样的谋略家，要类比当代的学者，可能更接近布热津斯基这样的，但肯定不是罗尔斯或者列奥·施特劳斯。

我在大猫家只住过两次，但2013年我开始动了在高校以外谋生的念头，大猫力劝我继续在高校钻研学术，他提出，如果我在北京的高校工作，他除了为我提供住宿，每个月额外再给我两千块零花钱，因为北京高校的收入确实很难让人活得体面。后来我还是没有去北京的高校，当然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“包养”，但我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把学问做了下去，他的话我也一直记得，这种微时之情谊让我格外珍惜。命运对大猫有眷顾，但终究还是对他残忍。2013-2014年，他在自己的行业内越干越好了，还早我一步出书，正当我感慨他苦尽甘来之际，一场意外夺走了他的生命。

正是有这样的基调，北京对我来说始终带着一点悲情，所以它学术上的那一面，在这样的愁云惨雾之中，总是难以发出光芒。

我在成都的时候，朋友都让我多呆一两天，但28号陈冠中老师就要回香港，所以我27号就到了北京，比在其他城市多了一天。从学术上来说，陈老师当年提出的“中国新左翼”，与周保松老师一起，为中国的“左翼自由主义”奠定了思想基础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本政治评论集，围绕着对“天朝主义”的批判，与我的问题意识也相当接近。这两年我写的三篇批评新左派的文章，他每一篇都看过，每一次都给我发来中肯的评价，他是希望我把这种学术批判事业继续做下去的。如果说现在我对北京有什么学术上的期待，那当面听听他对当下思想与舆论的分析，一定是其中一个。

27号晚我又去了陈老师的“饭堂”，他喜欢在那家店宴请朋友，于奇老师、徐晓老师，还有吴强兄也在。于奇老师是陈老师的爱人，我那本《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》还没正式出的时候，有一本非正式文集流传，于老师特别喜欢把这本发给朋友看，大概是因为里面的议题也是陈老师关注的。徐晓老师则是《财新》副刊的主编，曾经邀请我在这个副刊上开专栏，不过只有2018年底到2019年中的几个月，2019年暑假以后，我在简中的公共影响力全部清零，遑论一个专栏。

要说那晚说了什么，倒还真没什么。陈老师问我去成都的体验如何，就好像他在2018年第一次见，也问我那些左翼青年如何，他可能是想挑一些我有意愿表达的话题，也可能是对中国年轻人的现状特别关心。徐晓老师刚从美国回来，打算静下心写一点东西，她是许多个时代的亲历者，也与知识界的众多人物有过密切来往，她的回忆和梳理将会有宝贵的历史价值。我笑着对吴强兄说，虽然这是咱们第二次见，但我对你的脸可太熟悉了，经常在油管上看到。

那天晚上没什么思想上的交锋，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能引发争端的公共议题上，立场都太相近了。我当时刚好完成一篇论述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之争的文章，于是把大概内容复述了一下。我对吴强兄说，在我看来，你应该也是左翼自由主义者，他说，我可更为激进啊，我说，非也，“左翼自由主义”最早的提出者是周保松老师，但它在大陆很快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演变路径，逐渐独立于周老师的版本，“左翼自由主义”生命力强大，是个未竟事业，兄的理念和论述完全可以丰富之、圆满之。

尽管我们对一些师友变成铁杆川粉甚至郭粉感到遗憾，且从学术和公共的角度，中国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的论争难以避免，并将延续下去，但我仍然认为，左翼自由主义者与右翼自由主义者并非敌人，只是经过2020-2021年的大撕裂，如今想要修补这个裂痕实在是难上加难。我对在座师友说，我教了十年书，面对的都是年龄16-19岁的年轻人，一开始，大部份都是有朴素自由主义意识的，这几年，认同国家主义的比例以及认同女权主义和（非官方）马克思主义的比例都在增长（后者当然也不是坏事），但认同自由主义的比例在明显下降，长此以往，恐怕自由主义真的要被年轻人抛弃了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8年，要去与新生代的左翼青年接触，要去与那些同情#MeToo受害者的年轻人接触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番游历，不仅希望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师和友人，也希望见到那些实实在在关心着社会变革的年轻人。在重庆和成都的活动的后半段，都有一些年轻人真诚地发问，有一位说到他去年封控期间的一次勇敢的经历，说到后面眼泪止不住流下来。另外有一位，一脸困惑地说，你说你们自由主义者发表过那么多论述，做了那么多事，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一点痕迹也没有呢？我们上哪去了解这些呢？

这些痕迹都被那只“看得见的手”抹掉了呀。

前几年我来北京，总能收到706负责人的邀约，让我做一个讲座或者分享，每次都不凑巧，要么那一天有别的安排，要么我已经收到类似的邀约，不想再做一次。这次来，我再也收不到了，因为北京已经没有706了。

跟川渝的活动不同，最后我和一些读者朋友在一个非公共的场所见了面，他们确实是冲着我来的，但因为那一天讲话的人比较多，我就讲得比较少。我觉得我讲得没有前两个活动好，但这种意识在这样的场合是多余的，因为当天的主题与其说是“分享”，不如说是“看见”。这里与我见面最勤的一个，也已经四年没有见我了，对于这四年来担心我的朋友，让他们看看我还好好地，没有被恐惧和政治抑郁击垮，这个很重要。同样地，让我看看现在还有哪些朋友仍然在关注着这些话题，不惜以身犯险，这个也很重要。

我在几个场合都被人问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：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？

我说，保持身心健康，好好地生活，与值得的人建立更多的联结，当然也包括你在这样的场合认识的人，边说我边用手指在胸口逆时针地划了一个大圈。

我的文章写到这里，其实已经充满矛盾：我要写到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结，但这种联结却是不可描述的；我们想通过这种联结克服恐惧，但我却恐惧这种联结给他们带来麻烦。

这种联结曾经给了我巨大的力量。2019年8月我被网爆，有一些朋友率先站了出来，用另一个hashtag来抵制网爆。有几个被小粉红追着骂，还跑来跟我说，嘿，我也骂回去了，他们骂不过我。30号那晚，我也听到了这样拳拳的声音。有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男生，说他以后就想当维权律师，想去保护那些无法免于恐惧的人们。另一个已经毕业的，说他已经在做这样的事，有些事即便看起来是徒劳的，他也能从中发现意义。

那晚他们的两个前辈也来了，两位律师也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。其中一位发言较多，与在座的朋友讨论到#MeToo，讨论到川大女生的事件，意外地，他对#MeToo已经有相当多同情的理解，不会动辄想到“诬告”，也知道这是一般的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，相比#MeToo几年前在自由派中流行的印象，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。

有些人下班后匆匆赶来，也有些人提前走了，但大部分聚到午夜，迟迟不愿离去。讨论结束以后，变成一个个人的私下交谈。有一些人激动地过来抱我，有的人拉着我，讲着那三年的感受。一位玩朋克的朋友说起红色说唱，极其不屑，说我们玩朋克的，没有见过那样的。

这样的情景，可能跟一些来的朋友设想得不一样。十一年前，我去参加一个青年组织的活动，在路上我设想的活动是这样的：我们每一个人都讲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（我自己想的题目是《麦克道维尔论康德》），每个人讲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最后集体提问和讨论。这次活动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跟人说的，然而慢慢地，每一个人的情绪就像扎入地下的深根，根与根在土壤里面交错，互相牵动。我们前面展示过什么样的花与叶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走的前两天，我还是和小新见了面。我想起他和大猫也曾经属于那个标榜“自由主义”的青年组织，虽然我们和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已经不再来往，但还是邀请了因为它而认识的另一些朋友，他们与大猫也基本认识。这次我说话更少了，小新火力全开，更胜当年。他与几个朋友，借了某位友人的昵称开了一个公号，就宏观形势发表一些判断，常常赢得喝彩。他借助政治心理学（当然也不是学院里的那种），对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和外交政策进行分析，其合理性倒也不输一些国际大报的时事评论，比中国绝大部份的文科学者高到不知哪里去。

和他们分开以后，我又骑着车回到安华西里。2016年夏天，有一个朋友陪我走到附近，我们两个左拐右绕，一直没有找到那条我和大猫经常去吃宵夜的街道，其实那就是外馆斜街，而我们在安华路兜兜转转，居然没有找到那里。

外馆斜街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，然而我一个人推着那辆单车，在那里伫立了好久。